我的家乡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,很贫穷。贫穷得家家没有瓦房,户户没有电视。村里人又很守旧,守旧得男人不上县城,女人不出村庄,真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村落。

我是这个村里唯一一个不甘守旧不守规矩走出村庄的姑娘。

三年前,一次偶然的机会,使我来到了上海,并且在一家大工厂里找到了一份月薪一千多元的工作。两年下来,我省吃俭用,工资加奖金竞积攒了近四万元钱。四万元钱,对上海人来说是一个小数目,可对我们这个穷山村而言,准能盖一座漂漂亮亮的新楼房。有一座漂漂亮亮的新楼房,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。于是我决定,用这笔钱盖一座小楼,让常年住着土堡堡的父母住上宽敞的楼房,过上舒坦的日子。

终于盼来了"五·一"节放长假,我向厂长多要了一个礼拜的假期,风风火火地在家乡的县城里找了个建筑队,不到半个月,一座小巧别致的小楼造好了。照理,这么大的一件事,得给爸爸妈妈商量商量。可我为了给爸爸妈妈一个惊喜,给村里人一个惊喜,我啥都没有说。等到第十五天,我才抑止不住心头的喜悦,把这个惊喜告诉了爸爸妈妈,告诉了村里所有的人。我想,这下山村该沸腾了吧,爸爸妈妈该高兴了吧.然而,出乎意料的是,我的举动像一颗定时炸弹在

小村炸开了。人们七嘴八舌,什么肮脏下流的话都飞进了我的耳朵里,我一气之下竟漫无目的地向村边的小土丘跑去。跑着跑着,我忽然听到村子里一阵高过一阵的起哄声。我停住脚步,回头看去,只见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,簇拥着村长和十几个留着长长白须的长者,浩浩荡荡地向小楼走去。到了楼前,长者们席地而坐,只有村长上了新楼,村长先在楼上钉了一块大木板,然后用墨汁在大木板上写下了"耻辱楼"三个大字。

看到这一切,我突然眼前一黑,昏厥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仿佛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轻轻地呼唤着我的名字,我慢慢地睁开眼睛,可黑洞洞的夜晚什么也看不见。原来呼唤着我名字的是我妈妈。妈妈护着我走出了那批土丘,回到了本应该今天搬迁的那个家。一踏进家门,眼前的一切使我打了个寒战。家已不像个家了,所有的家什都没有了,满地都丢着旧衣裳。我问妈妈:"家里发生了什么?"

　　妈妈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说:"刚才,与你订婚的那户人家来过了,他们要讨回以前给我们的彩礼,我拿不出钱,他们就把屋里的家什搬走了。"

　　"混蛋、混蛋、混蛋,去你的!"我气得竟骂起了人。

　　这时妈妈又说:"山妹,今晚村干部和长者们在开会,明天就会按老规矩处罚你,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,一条是你要承受村里对你的处罚和羞辱;第二条路就是马上就走,永远离开这个村子,永远不要写信回家。"

　　听了妈妈的话,我一下子呆住了,我哭喊着说:"妈妈,这两条路不该是女儿走的呀。"

　　坐在坑沿上"巴达巴达"闷抽着旱烟的爸爸这时开口说:"山妹,什么话都不用说了,你还是走吧。以后不管做什么事,都得想想明白,不该做的决不要去做。"爸爸叹了口气接着说:"你年纪还小,又是一个姑娘,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啊！"爸爸说完，两行眼泪已挂到了脖子。

　　面对生我养我的父母永远也不能再见面了,面对我爬滚了二十来年的村子再也不能让我回来,我的心比刀割还疼。

　　我接过了妈妈手里的几件旧衣服和几个红薯,叫了一声妈妈,又叫了一声爸爸,然后我就冲进了茫茫夜空.

　　半个月的假期在恶梦中过完了,我又回到上海这个工厂里上班。由于太伤心的缘故,我的眼睛红一圈紫一圈的,情绪也很差,浑身没有一点力气。厂里领导看到我这副样子,就把我叫到厂部办公室。我哪敢对厂长说假话呢?就把前因后果给厂长说了。厂长听后叹了口气说:"这样吧,你再休息一个星期,稳定一下情绪再说,我们不扣你的工资。"

经过一个星期的修整,我的情绪稳定了下来。那天早晨,我正准备去上班,忽然看到厂门口积集着十多个面熟的男人,我再仔细一看,这十多个男人都是我们村子里的,治保主任也在里面。坏了坏了,这些人一定是村长派他们来捉拿我的,这可怎么办呢?我顾不得多想,急忙退回了职工宿舍,关起房门不敢出来。

此刻,我的心"扑扑"地直跳,治保主任那野蛮凶悍的身影老在我脑里浮现。说起这个治保主任,那人坏透了。前几年,村子里一个寡妇跑到山上跟一个看树林的老头睡了一个晚上,这事让他发现了,他就扒了那寡妇身上的所有衣服,然后把她吊在树上整整一个白天。

现在,治保主任他们是冲着我来的,要是让他们抓了回去,一定像那个寡妇一样地羞辱我,我越想越害怕。

总算是熬到了天黑,我想乘着黑夜离开这里,在外边躲几天再说。谁知,当我收拾好行李正想出门时,房门突然"笃笃"地响了起来。

　　"山妹、山妹,开门。"说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,是我的车间主任。我想,一定是车间主任带他们来了,这可怎么办呢?我没有了退路。这时,我看到房门边一根裸露的电线在晃来晃去,顿时使我产生了死的念头,要是他们真的冲进来,我就触电死了算了。于是我一手抓住电线,一手打开了房门。此时,出现在我面前的只有车间主任一个人,我赶紧松开了手里的电线。

　　"山妹,厂部要你到松江分厂去当技术员,明天一早技术科的人带你去。"

　　这个通知来的太及时太好了。

　　就这样我去了松江分厂,总算摆脱了那些人的追寻。然而,我的心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,生怕他们到松江来找我,直到好几个月过去了,我的心才慢慢地宽慰了下来。

　　很快,春节到了,职工们都准备回家过年,而我呢?一个不敢回家的人正苦苦地思念着远方的爸爸妈妈。就在这时,上海总厂打来电话,要我马上回上海,厂长有急事找我。

　　我风风火火地赶到厂里,一脚跨进了厂长办公室。谁能想到,厂长办公室里坐着村长。就这样,我被村长带了回去。

　　一到村口,我就听见了村里的大鼓敲了三下。我熟悉这个大鼓,每当村里有喜事、丧事或处罚的时候,才会敲这个大鼓。看来这次大鼓的敲响,就是对我处罚的开始。我低着头慢慢地往前走,像是一个囚犯押赴刑场时那么的难过。突然,我听到一阵爆竹声响起,接着从土丘背后钻出了百多个村民,他们手拿各种各样能敲打出声音的器具欢快地敲打着,嘴里还齐声地喊着"山妹、山妹"。这情景,像是在欢迎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。

　　那时,我真有点傻了,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。我看到了人们一张张坦城的笑脸,看到了村子里好几个地方民工正在盖楼的情景,看到了我的那座小楼上的"耻辱楼"改成了"光荣楼",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　　"山妹!"我的妈妈从人群里挤进来,把我拥在怀里,妈妈把一切都告诉了我。

原来,我打那次逃离村子到了上海以后,厂长了解了我的遭遇,他们为了改变我们这个愚昧落后的穷村,派人在我们村里招收了十多个男人到上海厂里打工,还给了他们一年的预付工资,帮助他们每家建造一座楼房。妈妈还告诉了我一个天大的好消息,上海工厂要进驻西部大开发,利用我们村子的自然资源,联手开厂。

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来得太好啦,我高兴地嗔怪母亲,这么多的好消息为啥不带个信来。

　　妈妈笑着说:"上海的厂长和村里的村长要我保密,说是给你一个惊喜。"

　　多好的上海人啊,你们不仅给我讨还了清白,更重要的是给这个愚昧落后的小山村带来了希望。